乔布斯辞世而去，顿时国内出现无数自称知己的企业家。《乔布斯传》大热，于是学习心得满天飞，各种创新秘诀充斥坊间。最下作的当属若干政界人士，号称准备拿出多少银子，成批量地培养出乔布斯来。

比较奇怪的是，尽管众说纷纭，至今却没人提到《乔布斯传》中提到的一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苹果公司员工规模已达六万多人，市值全球第一，业务遍布世界，乔布斯居然坚持不在公司架构上设立事业部这一层次，只设不同的职能部门。(第377页)按说苹果拥有若干当红产品，例如MAC桌面电脑，iPod音乐终端，iPhone移动终端，iPad随身电脑，涉及不同的产业和用户群，完全有资格分设不同的事业部。从公司内部产业链看，上至操作系统和产品制造，下至实体苹果商店和虚拟App Store，庞大复杂，无所不包，分设事业部顺理成章。显然，背后一定有什么独特的理念决定了苹果不设事业部，而这个企业机制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和苹果的巨大成功有些直接间接的关系。

所谓事业部，一般指的是一个企业内部按产品，服务对象或涉及产业设立的一级组织，它拥有相对独立的产品设计，开发和运营的权力，是个独立核算单位，基本相当于全资子公司。国内网络业凡是有点规模的公司，基本上都实行事业部机制，甚至更多走一步，设立众多的子公司。控股母公司或总公司或集团公司高高在上，对事业部和子公司实行监控，很有些“航母”的感觉。

设立事业部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某个具体产品或服务而言，事业部简化了决策过程，权责利紧密结合，资源配置更合理，市场竞争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调动了从上倒下的员工积极性。设立事业部的坏处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往往就是所谓好处的另一面。事业部这一层的决策简单化了，换来的是公司整体决策过程的复杂化，自成一体的事业部之间往往难于协调。事业部内权责利结合紧密了，公司整体的权责利反而变得模糊甚至相互冲突。事业部内部资源配置合理了，从公司整体看反而成了到处都是小而全，资源配置重复，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事业部独立核算了，公司整体利益被淡化，被绑架。

一个公司是否设立事业部，取决于这个公司所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之间是否存在有机联系和这种联系的紧密度。如果一个公司一边做互联网，一边做房地产或餐饮，分设事业部或子公司理所应当，因为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公司只做互联网，无非是同时涉及网络服务的不同领域，例如新闻门户，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移动服务和搜索服务，那么究竟是采用事业部制还是部门制完全看公司决策者对产业的理解深度和领袖能力以及对企业使命和个人目的的定义了。

无论在前互联网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乔布斯始终把向用户提供强大，简单，美好的产品和服务作为自己和苹果公司的历史使命，因而产品与服务的简化和整合成为他和公司团队创新的主要方式。如果过去用户要使用五个不同的产品，五十个不同的步骤才能享受苹果的五个不同服务，那么能够用一个产品，十个步骤就能让用户达到同一个目的，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创新。因此，公司组织结构的简化，紧密度和沟通配合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基本组织原则。没有目标明确，利益一致，沟通顺畅，协作紧密的组织体系支撑，苹果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事业部机制被排除在苹果之外，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多终端，平台化和云计算成为产业趋势的今天，网络业公司多思考一下苹果的非事业部化的组织机制是有好处的。

在企业组织机制发展史上，形成了以职能划分的公司制和以产品划分的事业部制两大流派。职能分工过强就会削弱产品的发展，产品过强就会降低职能的效率，时下流行的所谓矩阵化管理并不能消除职能部门与产品部门之间天然的冲突关系，相当多的情况下反而会出现两不靠的情况。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拥有数个强势产品的情况下采用部门制，或者反过来说，苹果之所以能够在采用部门制的情况下发展出数个强大产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一位强悍，远见，极具感召力的领袖作为企业的轴心和产品研发的原始驱动力，从而能够充分发挥部门制的优势，抑制部门制的弱点。用《乔布斯传》的原话来说就是：“乔布斯没有把苹果分割成多个自主的分支，他紧密地控制着他所有的团队，并促使他们作为一个团结而灵活的整体一起工作，全公司只有一条‘损益底线’。蒂姆.库克说：‘我们没有财务独立核算的事业部，全公司统一核算。’”乔布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许多东西无法效仿。也许，不搞事业部就是一些网络公司可以从苹果学到的诀窍之一。

移动应用开发者的年收入普遍偏低，34.7%的开发者收入在1万元以下，1万-5万元的只有16.3%

从创业的那一刻开始，李万鹏就亲手为自己的业余生活画上了句号，每天的工作几乎都要忙到凌晨一点。

让李万鹏如此费心的，是一家名为成都优聚的手机游戏开发公司。他目前的职位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每个月拿3000元左右的工资，“现在已经好多了，去年每个月只能拿到2000多，有两个月甚至发不出工资” 。

不仅是李万鹏，另外4位创始人在公司也同样是干着最累的活儿，拿着最少的钱。他们勒紧了裤腰带，只为了把更多的钱留给公司。

“我们算是熬出来了”

李万鹏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将《帝国塔防》提交给了苹果，现在正在等待审核

李万鹏和他的5人核心团队一手创立的成都优聚科技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好转。“《帝国塔防》游戏现在下载量可达到每天5000—6000次，每日活跃用户3-4万人，你要知道，去年每天只有几百次的下载量，”李万鹏说，“如果只算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盈利，就算明年一年都没有收入，现在账面上的流动资金也可以养活公司一年。”

从2009年创立到现在，员工从5人扩大到27人，李万鹏回想起这两年半的点点滴滴，不禁感叹说：“我们算是熬出来了。”

2009年在台湾凌阳集团的分公司做嵌入式游戏开发的这5个人通过那次聊天发现Android很有潜力，于是集体辞职，跑回老家成都，开起了公司。

每个人出资两万多，一共投入十几万。2009年3月，在成都高新区孵化园的11号楼的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里，一家名为成都优聚的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都说创业难，李万鹏5人也未能独善其身。一开始市场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他们做的第一款游戏《脑力拖拉机》每天的下载量少得可怜。“有三天我们什么都没做，就在想，完了，放弃吧，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得不到玩家的认可。”李万鹏说。

冷静下来，他们认识到游戏的定位确实有问题，美国人不喜欢益智类的游戏，于是他们调整产品线，转而做休闲类游戏，才有了后面的《钢丝英雄》和《红龙赌场》。如今，在这个团队手下，已经诞生了80多款游戏。

然而，一次调整并没为公司铺平道路。受制于Android的终端用户非常少，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成都优聚的招牌游戏每天也只有几百次的下载量。

想放弃的时候，他就不断重复一句话鼓励自己：“只要人在，一切就会再起来。”幸运的是，他的团队在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打算离开。

2010年年底，Android开始流行起来，李万鹏的公司也活了起来。这时候，几十家风投找上李万鹏，想谈合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当时我们对盈利模式想的还不是很清楚，不敢随便拿别人的钱。”

开始的那两年，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手机厂商。那时Android还没有得到认可，因此装有Android系统的手机必须打着游戏的招牌才能卖得出去。“那个时候都是厂商上门来找我们，我们80%的收入都是源自给厂商提供游戏。”

可是到了2011年，用户开始喜欢上了Android，基于Android系统的手机逐渐热销，与厂商的合作也就越来越难。于是李万鹏果断决定，把盈利模式从对厂商要钱转向对客户收费。这种模式主要靠两种形式实现，一是下载收费，二是增值服务，比如售卖道具。目前增值服务收入已超过了公司总收入的50%。

然而这样的盈利模式所需要采取的付费方式成为了目前最令李万鹏头疼的地方，它极大地阻碍了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目前Android的终端用户现在只能通过谷歌的checkout和paypaar两个平台付费，而这两个平台还没向国内开放。“国内的用户只能玩我们的免费游戏，而且想得到高级武器只能靠苦命地练级。”李万鹏说，“不过，现在谷歌已经在国外与运营商谈合作，努力开拓直接用话费支付的支付方式。”

李万鹏不能坐等“话费支付”的降临，因此，在APP Store支持人民币支付后，他开始向ipone战区进军，就在11月28日，李万鹏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将《帝国塔防》提交给了苹果，现在正在等待审核。

“坚信改变会在后天到来”

郑飞科与其他创业者一样崇拜乔布斯，但比起那些人所共知的辉煌，他更多时候会去想象乔布斯未成功前那些辛苦的经历

与李万鹏相比，郑飞科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他刚刚将新版的产品交给了苹果审核，预计过几天就能够上线。

尽管成立不到一年，团队中除了核心的4个成员外，几乎已全部“换血”，这样的尴尬状况一度让郑飞科感到很无力，

这个被他的朋友称为典型产品经理气质的公司创始人，在半小时的对话中，总是没有太多表情和言语，只有在谈及产品和他的用户时，会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

郑飞科的公司和产品名称都叫做“格子箱”，他们在做的是一种在苹果上运用的物品收集工具。它的操作流程是，用户对自己使用的物品拍照、添加描述(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然后上传，之后，用户可以看到有相同喜好的人以及类似的物品，还可以与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交流使用体验、分享心得等等。

郑飞科的想法是，通过自己的应用，让用户借物品找到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建立一个真实的物品分享社区。

易观的一项调查发现，移动应用开发者最青睐手机单机游戏。有36%的开发者主要开发手机单机游戏，其次是手机管理类工具，占26%，手机网游占25%，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游戏类APP不但已形成较为清晰的盈利模式，盈利的能力也已得到证实。

而工具类APP产品中很多品质都属上乘，创意极佳，然而如何能够赚到真金白银却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郑飞科表示，他们短期不会考虑加入电商网站链接，对于未来的盈利模式，团队也仍在探索之中。目前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提高产品品质，获取优质客户，每周一三五征集用户需求，二四六进行产品更新的流程雷打不动。

格子箱位于杭州，目前团队成员8人，其中联合创始人有4位，平均年龄25岁。郑飞科为团队所有成员配备的办公设备都为苹果系列，他坚持这样能够提高产品设计的品质和效率。

当然，郑飞科与其他创业者一样崇拜乔布斯，但比起那些人所共知的辉煌，他更多时候会去想象乔布斯未成功前那些辛苦的经历。

他在公司的网站上写下一句话：“明天也许是个艰难的日子，但是改变将会在后天到来。”

“走进来简单但活下去难”

中国移动(微博)APP开发人员中个人开发者占42.1%，规模在2-5人之间的开发者团队占比为28.3%。15人以上开发团队则占11.8%。开发年限在1年以上的开发者仅占35%

像李万鹏和郑飞科一样在苹果树下的中国开发者有10万人，他们崇拜乔布斯，他们敬仰苹果，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创意来改变行业和团队的未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实现了小小的飞跃，有自己的创业公司，约见各路风投，也有很多人，仅仅是单枪匹马或者集结二三好友，也一样期盼着成为下一只愤怒的小鸟。

也许是在堆满数据线的卧室，或是在只有一张桌子的工作间，甚至是已经废弃的车库。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足以勾勒一个梦想。

今年四月份，一家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移动APP开发人员中个人开发者占42.1%，规模在2-5人之间的开发者团队占比为28.3%。15人以上开发团队则占11.8%。开发年限在1年以上的开发者仅占35%。

触控科技CEO陈昊芝(微博)估计，国内目前约有APP开发团队2000-3000个。

而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超过2000支的团队聚集地，以北京最多，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和广州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其次，而因为一些行业历史原因，成都和武汉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两个APP开发外包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很多创业者都在经营自己项目的同时，为大公司的应用研发代工，解决生计问题。

尽管此领域创业人数众多，但大部分公司运营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根据知名第三方研究机构DCCI的报告，中国的移动开发者中，盈利的约占25.2%、亏损的占34.4%、持平的为40.4%。移动应用开发者的年收入水平普遍偏低，34.7%的开发者收入在1万元以下，1万-5万元的只有16.3%。

上述数据展示出了在APP开发创业的浪潮和很多散发着金光的掌声背后，还有着太多沉默的大多数，不少业内人士都对目前App Store的市场环境表示了担忧。

机锋网CEO谈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开发者还是弱势群体，在食物链中处于最底层。“位于最顶层的是高通等芯片厂商，控制着手机产业的发展。其次是联想等终端厂商、联发科(微博)等提供解决方案的厂商，他们的利润包含在终端的售价中。位于底层的则是移动开发者们，一方面不敢大规模投入，担心好的应用被腾讯等巨头复制；另一方面从联想等合作厂商得到的少，这是程序员的悲哀。”

北京一位从事APP应用开发的创业者张琪刚刚放弃了已经准备了半年多的开发项目，问及退出的原因，他表现得十分无奈。

“在App Store每天有500多个新应用上架，你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巨大的市场所吞没，在App Store，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着成千上万的失意者。”

但尽管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依然不是张琪放弃的主要原因，他表示，离开最主要还是因为产品的推广成本不断提高，已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据了解，目前国内APP产品平均利润或并不高，但推广成本却已接近“国际标准”，获取一个免费用户的成本已经升至1.4元左右。

热门游戏《捕鱼达人》的团队就将前几个月赚到的几十万美元大部分用于媒体推广和网络营销，这才保住了排名，而这对于其他小团队来说，根本难以企及。

除此之外，小型创业公司还要时刻遭受产业链上大公司的挤压。

“排行榜前面的基本上被大厂包揽，其中游戏应用占了50%。”

在这样的多种压力下，萌生退意的创业者并不在少数。“不少草根开发者，从原有的团队跳槽到更大的团队里，或是直接返回之前供职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上班。”

“每个人都在赌明天，赌累了，再坚持一下，实在睁不开眼了，就回家。”(冀欣 田小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