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薛巍

　　　　　　　　　　　　                        成功靠天才还是苦练？

　　格拉德韦尔的新书《超常之辈：成功的故事》写的是与众不同的人：聪明人、有钱人、成功的人，在最边远的地方开展活动的人，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比尔·盖茨、“披头士”等人。
　　《时代》周刊说，他的目标是调整我们对成功道路的理解，成功过程不是天才儿童通过英勇奋斗在精英体制内变成成功的成年人，变得有钱、出名或实现人生目标。《超常之辈》讲的是成功需要的背景——家庭、文化、友谊、童年、出生、历史和地理上的偶然条件。“只问成功人士是什么样子的是不够的，只要问他们来自何方，我们就能破解成功与否背后的逻辑。”这本书被认为是对美国人白手起家的神话的正面攻击。
　　格拉德韦尔一直致力于把心理学实验、社会学研究、法学论文，对飞机失事和古典音乐家、冰球运动员的统计调查改造成流畅、好懂的文字。比如他总结出了一个1万小时定律，研究显示，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跟天分无关，只是练习的问题，需要练习1万小时——10年内，每周练习20小时，大概每天3小时。好像大脑需要这么长时间，以吸收达到精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90年代初在柏林音乐学院做过调查，学小提琴的都大约从5岁开始练习，起初每个人都是每周练习两三个小时，但从8岁起，那些最优秀的学生练习时间最长，9岁时每周6小时，12岁8小时，14岁时16小时，直到20岁时每周30多小时，共1万小时。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京说：“无论是在对作曲家、篮球运动员、小说家、钢琴家还是象棋选手的研究中，这个数字反复出现。”1万小时当然是相当多的时间，要有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不需去做兼职，但有机会的话还是可能的。
　　强调先天因素不只是近来科学上的趋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它不是一种能按照任何法则来学习的才能。‘天才’这个词可以推测是Genius（拉丁文）引申而来的，是一个特异的、在一个人诞生时赋予他守护和指导的神灵。”
　　康德认为，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跟科学不同：“一切科技是人们能学会的，在研究与思索的道路上按照法规可以达到的，但人不能巧妙地学会做好诗。在科学里面最伟大的发明家和最辛勤的追随者以及学徒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对美术获得天赋的人和他们却有种类上的区别。”
　　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说，毕加索就是一个天才，他在会说话之前就会描画，10岁时，他就能画石膏像素描，画得像任何地方的美术老师一样好。“视觉艺术的天才儿童比音乐的少得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不真实，其间的差异或许因为音乐比绘画更独立自足。耳朵可以独立地发展，眼睛的发展则有赖于人对看到的对象的了解。虽然如此，毕加索是天才儿童毋庸置疑。”
　　格拉德韦尔则认为，天才不过是做了足够多练习的人，艺术领域也不例外，“练习不是你已经很优秀时做的事情，而是使你变得优秀的事情”。披头士乐队1960年到1962年去过德国汉堡5次，在红灯区演出了106个晚上，每晚至少5小时，为了吸引不停进进出出的顾客，乐队要一直唱，还要演唱各种风格的歌曲，这迫使他们探索新的演奏方式。到1964年，他们现场表演了1200多场，“今天大多数乐队一辈子也不会演出这么多场”。
　　他说，比尔·盖茨在西雅图上初中和高中时，由于得到了9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的机会而得以累积了他的1万小时：早在1968年，上八年级的时候，他就读的私立中学购置了一台最早的一批可以直接连接到大型计算机上的电脑终端机。小时候他家挨着华盛顿大学，在那里他可以接触到一台更高级的计算机。到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大学辍学去开办自己的软件公司时，他已经连续练习了7年的程序设计，超过了1万小时。
　　“天分不是唯一重要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智商超过120，你就跟智商达170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一样大。”克里斯托弗·迈克尔·兰根的智商高达195（爱因斯坦是150），但他只能在密苏里乡下的一个马场工作。他为什么没有成为火箭科学家或脑外科医生？因为他成长的环境：一生中没有人帮他开发他的天分，他只能依靠自己。富家子弟奥本海默毒害他的物理老师未遂后，只被判了缓刑和接受心理分析，兰根小时候则经常遭受继父的毒打。

　　　　　　　　　　　　　　　　　　　　培养天才的土壤

　　格拉德韦尔并不认为自己想出了成功的方程，因为很多东西是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的，他觉得他只是找到了取得成功的共同点：比同辈人更努力地练习的机会，选择跟自己的文化传统匹配的探索领域。
　　人们都会注意到，数学天才中亚洲人的比例非常高，格拉德韦尔认为，这跟亚洲人文化上的先天优势有关。“看看下面一组数字：4，8，5，3，9，7，6。大声读出来，然后转过脸，用20秒钟的时间记住这组数字并大声背出来。如果你是说英语的，你记住这组数字的概率是50%；如果你是说中文的，你几乎肯定能背出来。这是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要运行大约两秒钟，我们在两秒钟之内能说出或读出的东西记忆起来很容易。跟说英语的人不同，说中文的人每次都能记住那一组数字，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使得他们能够在两秒钟之内读完那7个数字。”
　　这个例子出自法国神经学家戴亚奈的著作《数字感》。他说：“中文的数字相当短，大部分都能在不到1/4秒内读出来，英语中的数字就要长一些，读出来大约需要1/3秒。读数字需要的时间跟记忆广度是相关的。在这方面说广东话的人效率最高，读音的短暂使得他们能够记住10个数。”另外，中文数字系统的规律性使得中国孩子平均4岁就能数到40，而4岁的美国孩子只能数到15，他们5岁时才能数到40。换言之，5岁时，美国孩子在数学技巧上已经比亚洲孩子落后了一年。
　　另外，亚洲国家还有源自水稻种植的勤劳的传统。格拉德韦尔从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农谚的历史学家那里得知，中国种水稻的农民过去常常互相告诫：“要想庄稼好，一年四季早。”而在西方，19世纪的佛兰德斯，工人只在春末到秋初的每天上午干几个小时的活，每年的余下时间里，他们就会“冬眠”，储存食物，挤在床上取暖。中国的稻农终年都要照料他们的稻田，不停地除草、灌溉。
　　西方农业的传统是，有些地要休耕，不能一年种上360天，由此引发出的教育制度允许学生有一个休耕期，像暑假。1871年美国教育部资助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儿童大脑负担过重会破坏他们的智商。对美国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暑假不成问题，但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研究，这对穷人家的孩子非常不利，他们在学校里比有钱人家的孩子学得快，但离开学校之后就会落后，因为假期里他们的父母没时间在家里教他们或没钱给他们请家庭教师。“对最穷的孩子来说，美国的问题不是他们上不起学，而是暑假问题。这没有捷径可走。让我发疯的一件事就是，大量教育改革的方案是寻找捷径：有个人魅力的校长、先进的技术或高档的新学校。”
　　《纽约》杂志的文章说，格拉德韦尔的前两本书——《引爆流行》和《决断两秒间》都是把一个违反直觉的观念推至极限。《超常之辈》要挑战的传统智慧已经不是违反直觉的东西了。格拉德韦尔的假想敌是那些认为成功完全是个人优点问题的人，但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一到行动时我们就忘记了伟人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分，而是因为机会。格拉德韦尔认为，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比如取消暑假，那些没有得到优势、机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也一样能取得成功。“这不是一本励志书，而是关于集体和社会组织变革的书。我明确反对心想事成这种说法，实际上，你不会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世界决定了你能成为什么。能够提供合适的机会的是在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3期